西人笃实，不尚夸张，而中国人作深通其文字者，又欲知无由，所以莫复尚之也。

且其学绝驯实，不可顿悟，必层累阶级，而后有以通其微。

及其既通，则八面受敌，无施不可。

以中国之糟粕方之，虽其间偶有所明，而散总之异、纯杂之分、真伪之判，真不可同日而语也。

[3]从中西学术比较中，严复旋即体察到迫在眉睫的民族危难。

他得出一个重要论断：&ldo;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由也。

&rdo;[4]&ldo;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

&rdo;[5]中国要振兴，当从此入手。

严复油然而生思想启蒙的责任感，正如他后来致梁启超信中所忆：&ldo;甲午春半，正当东事皋兀之际，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于是有《原强》、《救亡决论》诸作，登布《直报》。

&rdo;[6]1895年2月至6月间，严复陆续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四篇重要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

如果说，同一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的&ldo;公车上书&rdo;着重从政治角度，运用传统三世说，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那么严复的这些论文则主要立足于学术，通过中西对比，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学术做了更深层次的探讨，开中国新文化之先河。

《论世变之亟》是严复&ldo;维新&rdo;思想的导论。

他以强烈的危机意识，抨击了一切顽固守旧的论调，强调要适应历史的发展规律，即所谓&ldo;运会&rdo;。

严复开宗明义指出中国的危难处境不是一时出现的社会政治危机;而是千古未有的文化危机：&ldo;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

&rdo;&ldo;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

&rdo;&ldo;我国人不虚心以求西方真相，徒塞一己聪明以自欺。

&rdo;在这种危机面前，只有认清时势，把握历史的进化规律，才能渡过危机，否则，即使圣人复生，也无能为力。

他说：&ldo;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

&rdo;圣人的作用只在&ldo;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成成辅相，而置天下于至安&rdo;。

他批评守旧者固步自封、自我封闭、一厢情愿地将中国和外部世界隔绝开来，&ldo;使至于今，吾为吾治，而跨海之汽舟不来，缩地飞车不至，则神洲之众，老死不与异族相往来，富者常享其富，贫者常安其贫。

&rdo;结果使中国文化失去了与西方文化交流、沟通的机会，中国社会的生机窒息殆尽。

&ldo;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丧心之人不为此。

然则印累?绥若之徒，其必矫尾历，而与天地之机为难者。

其用心盖可见矣。

&rdo;

严复还进一步剖析了中西文明的差异，指出造成中西之间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ldo;自由&rdo;：

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

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

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

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

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

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

[7]由于中国&ldo;历古圣贤&rdo;畏惧自由，而西洋各国则持&ldo;唯天生民，各具赋异，得自由者乃为全受。

&rdo;故双方的特点大相径庭，譬如&ldo;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多讥评。

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

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

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