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对维新派的政治活动持相对保留的态度，这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积极参与，形成了一定的反差。

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这与他们之间的维新思路不同和前此所述的中西文化观不同密切相关。

严复当时倾向&ldo;教育救国&rdo;，从思想文化下手，其具体主张就是&ldo;鼓民力&rdo;，&ldo;开民智&rdo;，&ldo;新民德&rdo;。

这三者之中他又认为&ldo;以民智为最急&rdo;。

他笃信斯宾塞的一句话：&ldo;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

&rdo;他在《辟韩》等文中虽然宣传了卢梭的&ldo;民约论&rdo;，但并没有接受卢梭有关革命的观点。

卢梭主张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以恢复人民主权。

严复则谓：&ldo;然则及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

何则?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

&rdo;[74]以为中国彻底变革的条件仍不够成熟。

相形之下，康有为、梁启超则急于求成。

他们主张&ldo;速变&rdo;和突变。

康有为主张政治、经济、教育、卫生、军事各方面都立即学习西方，使&ldo;庶政尽举&rdo;。

[75]他认为非全变、骤变不为功。

他说洋务派之失在于，&ldo;就一二事上变之，而不就根本之法变之，故枝枝节节迄无寸效。

&rdo;[76]他大言不惭地说，按他的方法变法，&ldo;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

&rdo;[77]严复则预计，中国欲达富强至少尚须六十年。

[78]时间上的差距，表明严、康二人，一个有渐进思想，一个持突变观念。

既然严复热衷于&ldo;教育救国&rdo;，因而他对新兴教育事业极力支持。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清朝授权严复在天津创办一个俄文馆，并任总办。

俄文馆课程的设置、教师的聘请以及馆内其它工作，都由他亲自负责。

1898（光绪二十四年），严复曾两次应约，前往张元济在京创办的通艺学堂，为学生&ldo;考订功课，讲明学术&rdo;;&ldo;演讲西学源流旨趣，并中西政教之大源&rdo;。

来听他讲课者，&ldo;除本学堂肄业诸生外，京官之好学者，相约听讲不期而集者数十人&rdo;。

于是&ldo;严观察（复）登台说法，口讲指画数点钟之久，孜孜不倦。

&rdo;听众&ldo;有闻其论者，退而语人曰：西人之精义好道，乃至如此，此真吾辈闻所未闻;或者严君另有心得，托之西人，亦未可知。

&rdo;[79]严复对通艺学堂始终热情赞助，校名&ldo;通艺&rdo;二字即他所取;校中两名教习，教授英文、数学，其中一人就是他的族侄严君潜。

在他的帮助之下，张元济悉心将该校造成一个讲求西学，培养人才设施俱全的新学堂。

百日维新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创办京师大学堂，清廷曾一度决定以刑部主事张元济为总办，拟请严复为总教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