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创作的诗歌，以七言古、近体较多。

题材有纪事、题咏、唱和、感赋、教子、赠徒、寄友、挽逝、论艺等。

诗中充满了对家国身世的感喟，多带一种失落感，调子比较低沉，是其一生坎坷境遇的反映。

严复的诗，一般说来，语言朴实无华，抒情比较真挚，不做作，不浮夸，这是其长处，如《哭林晚翠》一首：

相见及长别，都来几昼昏，池荷清逭暑，丛桂远招魂。

投分欣倾盖，湛冤痛复盆。

不成扶突弱，直是构恩怨。

忆昨皇临极，殷忧国民屯，侧身收杞梓，列群贡玛璠。

岂谓资群策，翻成罪莠言，衅成基近习，祸已及亲尊。

惝恍移宫狱，呜呼养士恩，人情方翕訾，天意与偏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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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严复作诗往往偏重议论，喜欢用典，有些作品意境不深。

他的一些纪事、游记诗，平铺直叙，较少余味。

只要不过分讲求喻理、论事，而任凭感情的自然抒发，他的笔下就会出现清隽可颂的佳作。

如《和寄朝鲜金泽荣》、《书愤，次伯远韵》、《再题惜别图》、《赠英华》、《痛中述怀》等就属于这一类。

清末诗坛出现了同光体派，它对严复的诗歌创作有一定影响。

&ldo;同光派&rdo;的代表人物是陈三立、沈曾植、陈衍、郑孝胥等，他们提倡学习宋诗，做诗讲求学力，比较重事理，不大讲意境，文字上追求古奥，反对&ldo;浅俗&rdo;。

&ldo;同光派&rso;，与以黄遵宪为代表的&ldo;诗界革命&rdo;派分庭抗礼，各自都组织了&ldo;诗社&rdo;。

从严复的艮记里，我们可以发现他曾多次参加&ldo;同光社&rdo;的&ldo;修楔&rdo;活动的记录。

严复和他们凑在一堆，可能除了和诗抒情，沟通感情外，还有其某种情趣的一致。

陈衍在《石遗室诗话》里这样谈及严复：&ldo;几道劬学，老而弥笃。

每与余言诗，虚心翕受，粥粥若无能者。

&rdo;陈衍的话语可能有自夸之嫌，但他当时的诗名很大，严复对他表现得比较谦虚完全有可能。

严复在古典诗歌中最喜欢王安石的作品，留有《《王荆公诗》评语》一书。

他认为，王安石所处的北宋积弱之时与清末情形相似，王安石变法图强的精神和救世泽民的心胸，反映在诗歌上，不是一般&ldo;曲学陋儒&rdo;所能理喻。

王安石的诗是政治家、思想家的诗，而不像苏东坡、黄庭坚那种&ldo;诗人之诗&rdo;。

他评论王诗的重点不在诗艺，而在于&ldo;学术本源&rdo;。

这种看法与&ldo;同光派&rdo;提出的&ldo;学人诗&rdo;，&ldo;诗人与学人合一&rdo;的主张不谋而合。

比较严复创作的诗歌与散文，无论从内容的深度、广度和社会影响来看，都是文胜于诗。

他的诗风和文风比较接近，朴素简洁，注重论事和修辞，不尚夸张，笔锋常带感情。

但因过于偏重事理，逻辑自然相对严谨，这就拘束了艺术形象的表现，故其文之长反为其诗之短。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文学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时期。

长久以来，学术界对于严复在这一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认识不足，一般宥于文体论的层面，更多地强调严译名著的古文文学价值。

而从理论上对严复在整个近代文学观念变革，以及在传统文学向近代文学转型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却欠缺应有的估价。

出现这一情况，与近人对严复的评价有极大的关系，如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纶读了严复《天演论》这部文笔雅驯的译稿后，喜出望外，大有&ldo;刘先生之得荆州&rdo;之慨，遂为《天演论》作序，盛推严复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的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