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欧美民主思想流入中国，逐渐汇成一股思潮。

严复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殷切希望民主政治早日实现。

但他蛰居书斋，寄身官场，限于自己的地位和处境，无意亦无力与清廷作正面的冲突。

不过，他在自己的译著和案语中，却明显表达了自己对民主政治的向往和对清廷&ldo;新政&rdo;的不满。

他指出：&ldo;今日所谓立宪，不止有恒久之法度已也，将必有其民权与君权，分立异用焉&rdo;，&ldo;使法立矣，而其循在或然或不然之数，是则专制之尤者耳。

&rdo;[9]他意味深长地告诫人们：&ldo;国之所以常处于安，民之所以免于暴者，亦恃制而已，非恃其人之仁也。

恃其欲为不仁而不可得也，权在我者也。

使彼而能吾仁，即亦可以吾不仁，权在彼者也。

在我者，自由之民也;在彼者，所胜之民也。

必在我，无在彼，此之谓民权。

&rdo;[10]他特别提出：思想言论应当自由，如果以&ldo;刑章&rdo;加以干涉，&ldo;则其治论于专制，而国民之自由无所矣&rdo;，[11]民有&ldo;可据之权利&rdo;，才有&ldo;应尽之义务&rdo;可言，&ldo;无权利，而责民以义务者，非义务也，直奴分耳。

&rdo;[12]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可以说，这时期严复对民主理论和政制的认识都较戊戌时期有了进一步的深化，而这种言论的传播亦成为正在兴起的民主革命思潮的先导。

因此，无怪乎后来的同盟会革命党人将严复引为同调。

[13]

不过，严复与革命派的实际关系却相对复杂。

戊戌以后的几年间，严复在思想上面临着一种两难选择的境地。

一方面，清政府对他不信任，他实际上处于闲置的地位;一方面，由于局促于社会渐进论，他恐惧中国出现法国大革命式的流血冲突，对革命派的言行存有保留态度。

他不屑于革命党人的肤浅，责备革命派以盲目破坏为能事，&ldo;不悟其所从来如是之大且久也&rdo;，&ldo;顾破坏宜矣，而所建设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则何如其稍审重，而先咨于学之为愈乎!&rdo;[14]严复与革命派的思想差异，在他与孙中山的辩论中得到了充分反映，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严复游访欧美诸国，途经伦敦，孙中山前往拜访，两位著名人物相会，自然谈话离不开中国前途问题。

严复认为：&ldo;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

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也。

&rdo;[15]孙中山对严复说：&ldo;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rdo;孙中山的结论形象概括了他们之间的区别，严复持&ldo;教育救国&rdo;论，他注重思想启蒙;孙中山是&ldo;民主革命&rdo;家，他注重政治革命;两人虽主张有别，但就其最终的目的却是殊途同归。

所以严复对于革命派的基本态度是同情而非憎恶。

他借所谓&ldo;新者&rdo;之口说：20世纪之风潮，是天演之自然。

&ldo;使天而犹眷中国乎，则立宪革命，二者必居一焉。

立宪，处其顺而易者也;革命，为其逆而难者也。

然二者皆将有以存吾种。

&rdo;[16]他虽再三批评革命派肤浅躁进，却又同时赞美他们苦苦追求的共和之制。

他甚至认为共和之制是&ldo;今世合邦之最为演进者&rdo;，且天然适合中国国情：&ldo;今夫合众之局何为者，以民族之寡少，必并合而后利自存也。

且合矣，虽共和之善制而犹不坚。

何故?以其民之本非一种，而于分立故也。

天下惟吾之黄族，其众既足以自立矣，而其风俗地势皆使之易为合而难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