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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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第2页）

这出戏的编剧找到江青，反映了这个情况，江青很关心这件事，马上去剧院看了戏。她很高兴地说：“这出戏的主题非常好，是反映农民革命的，我们革命都是反动派逼出来的。但是，剧本显得粗糙，不集中。我来帮你们修改一下吧。”

江青把剧本拿回来后，作了许多的修改，然后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果然像江青所说，对这个戏的主题很感兴趣，不但看了剧本，而且也动手修改了剧本。延安评剧院根据新的剧本重新作了排演，彭真、胡乔木等人看了还是不同意演。毛泽东火了，说：“他们懂得个屁！舞台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是两回事情。如果演戏变成了演历史，我看就没有多少人愿意看戏了。能够把两者结合起来当然好，不能结合也可以编戏，只要符合生活的逻辑就行。”

毛泽东看了延安评剧院的《逼上梁山》后，于一九四四年四月九日深夜亲自给他们写了一封信，让江青整整齐齐抄出来，交给剧院的领导和编剧等人。

毛泽东写道：“看了你们的戏，你们作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代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江青对毛泽东的这封信的内容是当成一件大事来对待的，她不容任何人对毛泽东的指示或思想有任何的违背或不同的表示，因而引发了许许多多的所谓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事件。

就以《逼上梁山》为例，她在文化大革命中接见样板戏剧团的时候，多次说：“大家应当反复学习毛主席给延安平剧院的信，这封信实际上指明了戏剧革命的方向，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光辉文件。但是，自从毛主席发出关于《逼上梁山》的指示后，围绕着这个剧目，一直进行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周扬、胡乔木、齐燕铭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计划、有步骤地企图扼杀《逼上梁山》。他们始则篡改毛主席亲自审阅的剧本；继而封锁毛主席的指示，攻击毛主席的指示；然后打击、迫害《逼上梁山》的执笔人；又借批判‘反历史主义’来破坏《逼上梁山》的名声；他们还一再要在剧目中把‘逼上梁山’砍掉；最后还发展到策划公开批判《逼上梁山》，说这出戏是‘漏网之鱼’。他们这样干，就是为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就是为了扼杀戏剧改革运动，就是为了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霸占我们的戏剧舞台，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而造舆论。”

一位历史的观察家对此说：“本来是一件小事，放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就变成了整倒对手的武器，这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悲剧。”江青听到汇报后，不屑一顾地说：“他们说的是屁话，根本不懂得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实质。本来已经分清的是非，让有些人随着把那批老人解放出来，又搞糊涂了。解放干部并不是说我们错了，而是让他们在实践中继续改正错误，给他们一条出路。现在搞成了这个样子，究竟谁应该负这个责？”

当时，没有任何人回答她提出的这个问题。现在，该由她自己来思考这些事情了。

一次，江青当着监管人员的面，打开《毛泽东选集》的封面，对着毛泽东的相片说：“现在没有多少人执行你的指示了，只有我还和你在一起，我永远是和你在一起的。历史真会和人开玩笑，当年的成千成万的人都像在演戏一样，什么‘三忠于’、‘四无限’，一个都不见了。只有我是始终如一的。这是革命的气节，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动摇。”

在和专案组打交道的时候，江青提起了战争年代的往事，总是滔滔不绝，收不住尾：

“你们不是说中央文革小组在迫害彭德怀吗？我可以告诉你们，彭德怀的问题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就开始批判他了。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之前，中央召开了华北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集中力量批评和解决彭德怀在华北工作期间所犯的错误。彭德怀对此是怀恨在心的，直到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他还咬牙切齿地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娘，我骂你们十五天还不行吗？’这说明他的目的是不纯的，是要报复的。延安整风以后，中央决定不让彭德怀再回前线工作，但是还让他当党中央军委参谋长，他对党中央的决定同样是不满的，对工作消极怠工。有一次人们说他吃胖了，他说：‘坐在延安，像猪一样地吃，怎么能不胖！’实际上，他是在含沙射影地骂人。他决不是在骂他自己。”

“你不要讲那么多题外的话，还是围绕着文化大革命的主体讲一讲你的问题和错误，难道你就一点错误也没有吗？我们听了还是这么多的话，就是听不到你作一点点的自我批评。”

“现在还不是我作自我批评的时候。”江青说：“假如我是在政治局会议上，我可能会作自我批评，假如我还没有被捕，我也可能会作自我批评。或者说，你们还是在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还会作自我批评。今天，这一切都不存在了。你们已经把我当作敌人来看待，我同样认为华国锋等人已经站在了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再作自我批评，已经是多余的了。我除了为真理辩护，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辩护，再不会有其他的选择。”

“你难道不知道党的政策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吗？”

江青冷笑一声：“那是毛主席的政策，也只有毛主席会有那样的度量和勇气。你这个小人物不明事理，太书生气十足。你可以去问问老华、老邓，他们敢这样吗？他们把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一个不剩地统统打下去，哪里还有什么‘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一说。那都是骗人的鬼话。你替他们吹牛，他们可不会听你的半句。他们从宽的是他们所包庇的那伙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请原谅我继续使用这样的语言。因为这都是毛主席的东西，我当然要用。”

“你是不是就不考虑你出去继续工作了？”

江青吃惊地说：“我不知道是他们在骗你，还是你在欺骗我。我可是绝对不会上这种当的。可以说，他们的路线不改变，或者政局不发生变化，他们是绝对不会放我出去的。其道理很简单，他们害怕我，害怕真理，害怕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害怕毛泽东思想的威力。你们所说的这些话，我是一个字都不相信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对生活会失去信心，不，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和他们坚决斗争。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动摇。如果你们还想实践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说过的话，我只希望你们跟邓小平捎句话，让他像毛主席对待他那样来对待我就行了。谢谢，我已经累了，该休息了。”

回到监所，江青并没有休息，今天她可是一点都不累，她的整个神经都处在高度的兴奋之中。审讯员在她临走的时候，送给她一份材料，建议她仔细地看一看。

在这里，最大的贫乏就是看不到各种材料和文件，以致她很难准确地判断国内国际的形势。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那份很不及时、时有时无的《人民日报》。而这样的报纸，她自己很清楚，那是很不那么准确的，除了对自己有利的消息外，其余的都要加以限制和封锁。而她偏偏是对限制和封锁的那些东西还感兴趣，千篇一律的文字她是根本不看的。不过在这里，这些东西也不是及时的，所以这些也显得宝贵了。

那份材料是八十五岁的梁漱溟于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五日，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他的发言，字字句句如一连串的电火和炸雷，以致江青几乎是一口气看完的：

“……我的经验是，宪法在中国，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制。在旧中国，蒋介石就只靠人治，一切问题由他一个人主宰。进了新中国，情况发生了变化，按说有了人民的宪法，应该搞法制了吧。毛泽东后来变换了一个形式，主要也是靠人治。我的说法是有根据的。是不是新中国成立二十年来，其宪法已成为最高权威，人人都遵守宪法呢？回答是否定的。就说大家所诉说的文革十年吧，毛主席为了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如果按党章，刘少奇是中共中央第二把手，必须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才能解决问题；如果按照宪法，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必须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解决。毛主席没有这样做……

“时至今日，我想认真而严肃地指出的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的办法已经走到了尽头。像毛主席这样具有崇高威望因而也是最有本钱搞人治的人，现在没有了。今后，也不会很快有，也许永远不会有。在未来中国，即使有人想搞人治，也不会那么容易，困难将会大得多……兴许还会有人有意无意地搞人治，但我可以断言：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毛主席晚年的悲剧，难道还不足使后来的中国政治家们清醒、再清醒吗？”

江青对梁漱溟的印象不深，但是毛泽东对他的评价她是知道的：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最有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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