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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第1页）

可是电影除了赢利和娱乐外，还有影响一个国家主流文化思想的能力。

以美国为例，在反战呼声高涨的时候，一部《拯救大兵瑞恩》震动了美国社会。影片体现了一种所谓的美国精神，为了拯救瑞恩一个人，让一个美国母亲有儿子送终，不惜牺牲掉一整个小队的美国军人，虽然这些军人也有母亲，但是拯救瑞恩拯救的不是这个人，而是美国的人权精神。这部影片的上映和获奖，直接刺激了当时总统克林顿的民调支持率，本来很多反对制裁伊拉克的人也倒向了鹰派一面。

任何一个国家的电影事业要想形成健康的体系，最上层的一定要有代表本民族精神风貌的电影。而任何民族的精髓，必然深深的植根于最基层的群众，深藏在广袤的土地之中。

就象《红高粱》一样，用鲜红的色调和豪迈的西北调子来歌颂中国人的血性。当江文扮演的男主角和一群农民汉子抱着燃烧着的高粱酒坛子冲向日本鬼子的军车时，那种从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爆发出来的不愿忍受外侮的不屈不挠，以及背景洪亮的唢呐和中国民乐所带来的感召力，这些才是日本人最畏惧的。

还有象《秋菊打官司》那样，用纯记录片的手法真实的再现了一个中国村妇勤劳善良、执拗、不畏权贵、不屈不挠的精神。据说当秋菊一次又一次的说出那句：“俺就是想讨个说法”时，威尼斯那些感性的意大利人热泪盈眶的疯狂鼓掌。

日本人和中国的敌人畏惧的恰恰是这种东西，最质朴最本原的象征中国人最根本精神品质的东西。如果中国电影都是所谓的都市片，都是反映城市小资生活的，都是《英雄》和《无极》，他们才不担心呢。

但是如果中国男人都是《红高粱》里那些汉子，中国女人都是秋菊，那这个民族就太可怕了。

日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当年陆军部提出的“征服高丽，进而蚕食支那”的所谓大东亚共荣计划。中国民族精神的觉醒，将是他们最大的障碍。

所以当年石原慎太郎等人才想到借中国人的舆论来扼杀中国人自己的民族电影工业。中国人当中也确实有这样一部分人，对于第五代电影中百分九十九正面歌颂中国民族精神的东西视而不见，却对影片客观侧面体现出来的百分之一的贫穷现象大加渲染，硬说这是丑陋的。

贫穷就是丑陋吗？与其说外国人想看中国丑陋，倒不如说某些中国人从心里看不起自己的民族。子不嫌母丑，犬不弃家贫。为什么住窑洞、吃高粱米、穿粗布衣就是丑陋？再穷的人一样可以焕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黄土地上的中华精神是最美的。

中国人中的一部分人，或者说相当一部分人，具有内心自卑又好面子的劣根性。日本人研究中国研究了几个世纪，他们的判断是非常毒辣而精准的。

他们当年恰恰就是利用了这一点。中国近代贫穷的太久了，中国的中下层民众有种潜意识的自卑情绪。以至于国家稍微好一点，很多人就把贫穷和丑陋联系在一起了，好象拍了农村人的穷样子就是丢了中国人脸一样，这种狭隘的观念在民间一旦泛滥，其结果就象日本人自己当年盲目模仿美国大片一样，会产生一种潮流——放弃中国本民族的文化精髓，却模仿所谓的现代文化，拍所谓的商业现代电影。

第五代转去拍都市片，正是他们计划的最终目的。对张一谋等人来说，商业都市片比《红高粱》容易赚钱一百倍，但是艺术含量却不值得一提。而这种单个片子再赚钱，对这个民族的文化和电影工业，影响也不会太大，所以日本人这个一箭双雕的计划，应该说阴谋得逞，相当成功。

也难怪石原正行以他祖父的这个计划而自矜。他这次来，带来了日本电影艺术大学最先进的技术和理念，有心要压倒中国年轻一代的电影人，可谓信心十足。

……

虽然没有得到易青和孙茹等人的推荐，杨娴儿还是自己去帮罗纲问了问郑教授，能不能在老教授现有的三个研究生基础上再加一个旁听生。

结果可想而知，连同送去的厚礼一起被送回来的只有两个字：不行。

中国有自己独立的研究生考核制度，如果有钱有势就能做大艺术家们的门徒，那还不乱套了？

于是，罗纲只好透过杨首长的关系，走通了电影学院行政管理人员的门路，到摄影系的大三本科班进修。

凭心而论，以罗纲在摄影方面的造诣，跟本科生班确实有点屈才了。不过电影学院在校最高年级就是大三，因为各系学生一到大四，就出去拍戏实习了。

这一天，罗纲下了学，去美术系找了杨娴儿一起去食堂。

两人刚刚走下教学楼，就看见石原正行正背着手，怡然自得的在教学楼下走来走去。

石原看见罗纲，露出老友重逢式的欣慰笑容，大声的对罗纲道：“罗纲桑！好久不见了，我是石原！”

说着，他向杨娴儿鞠了一躬，用有点生硬的中文彬彬有礼的道：“美丽的中国小姐，请允许我自我介绍，我叫石原，是罗纲桑在艺能大学的同窗兼好友。”